中国古代哲学家荀子认为，领导权有三种：王、霸和强。王权在于赢得国内外民众的心；强权建立在军事实力的基础上，不可避免要制造敌人；霸权则介于二者之间：对国内民众和国外盟友都不欺骗，但往往不考虑道义，对非盟友使用武力。诸子百家多数认为，王权永远胜过霸权和强权。我对“道义”作用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先秦哲学家们的影响。

　　很多人以为现实主义讲利益就必然否定道义的作用，这其实是一种误解。从利益角度讲，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利益包含了政治利益，而政治利益中包括了国家行为的政治合法性，而道义则是政治行为合法性的重要基础之一。现实主义不认为道义是国家行为的最根本动力，但这并不意味着现实主义认为道义制高点不是国家利益。相反，现实主义认为道义制高点也是国家利益，因此需要争夺。只有当道义与重大安全利益发生冲突时，道义性的利益要服从于安全利益需要。

　　国内许多人认为，我国的价值观和世界占主导的西方价值观不一致，所以没法让中国显得有道义，我不同意这种看法。这种观点的哲学基础是“人类没有普世价值观”，而我自己认为，人类是有普世价值观的。鄙视背叛和爱好和平就是一种普世的国际政治价值观。

　　比如对盟友讲信誉。不管是正义的军事同盟，还是非正义的军事同盟，盟主都得对其他盟友讲诚信。盟主缺乏战略信誉，该同盟就不可靠。依据信誉判断一人或一国是否可靠就是一种普世价值，在任何社会、任何文明中都是一样的。不管什么样的宗教、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什么样的政党，什么样的政府，都不会把背叛的行为作为忠诚的标准。

　　所以，不是没有全人类共识的政治价值，无论是一个崛起的大国，还是一个现行的霸权大国，当其对外政策行为长期缺乏诚信后，其国际上的朋友就会流失，其崛起或维护霸权的政策目标都实现不了。

　　中国崛起和美国维护自己霸主地位的零和游戏，是客观规律决定的。这个零和关系的严重程度，主要取决于两国实力差距。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实力差距越小，矛盾就越剧烈；实力差距越大，激烈程度越低。要想中美结构性矛盾不进一步深化，想让中美之间零和矛盾弱化，一个方法是把中国搞弱，让中美实力差距越来越大；另一个方法是中国实力超越美国，使美国实力远远小于中国。当中美两国客观上实力接近的时候，无论媒体怎么宣传中美关系友大于敌，其作用都接近于零。

　　就好比羽毛球比赛和拳击比赛，性质都是竞争，但内容和形式是不一样的。

　　美苏各自进行结盟只是一个策略，这个策略不决定竞争的形式和内容，他们竞争的主要形式是代理人战争，通过战争来扶持一个亲自己的政权，竞争内容主要是军事领域。同样中美之间可以形成两大同盟集团，但两大集团的物质实力竞争内容主要是在经济和科技，而不是军事。客观上中国目前不具备与美国进行军事竞争的实力条件。中美竞争的方式主要是通过经济积极合作、科技发明竞赛、军事上消极合作、争夺道义制高点等。这和当时冷战时期美苏全面对抗是不一样的。

　　中美竞争分为物质实力和政治实力两个方面。物质实力包括了经济和军事两个方面，而军事则又很大程度上是技术优势的竞争；在政治上则主要体为友好关系的数量多少和质量高低，而发展军事同盟关系是提高友好关系质量的最主要方法。

　　前不久的东亚峰会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警示，为什么18个国家里只有两个国家不提南海？当俄罗斯2008年在格鲁吉亚战争问题上需要我们政治支持时，我们没有伸出援手。安全利益是检验国家友好关系的普世性标准。在别国安全利益受威胁时不援助，就难以指望他们在我国重大主权利益问题上不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

　　利益是需要，利益不是欲望。中国利益在全球的拓展以及中国的世界第二地位使我们的利益需要发生了变化，我们对盟友的需求急剧上升，而且变成了非常紧迫的事情。随着我国利益在全球的快速拓展，我安全利益需求急剧上升。安全问题和主权问题往往是紧密相关的。坚持不结盟原则，不为他国提供安全保障，那我国安全利益受威胁时，就无法指望别人支持我们。南海首先是个主权问题，因此维护主权的方法得靠军事力量或战略友好关系，经济援助所能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

　　中国现在已经被国际社会认为是世界第二大国了。国际格局有了两极化的可能性，因为从综合国力角度来讲，世界其他大国同时与中美两国拉大差距，多极化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再坚持不结盟就有问题了。我们需要问自己：第一，为什么别的国家坚持结盟政策；第二，为什么别的国家不认为搞结盟会伤害他们的国际环境；第三，在今天的具体环境下，对我国到底是不结盟利大于弊，还是结盟利大于弊。